唐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正月初五，是诗人贺知章离开长安告老还乡的日子。《新唐书·贺知章传》里是这样记载的：

贺知章，天宝初病，梦游帝居，数日寤，乃请为道士，还乡里，诏许之。以宅为千秋观而居，又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有诏赐镜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赐诗，皇太子百官饯送。

从这则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天，京都虽说天气阴冷，但对于这位年满八十六岁的老诗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龙恩浩荡的日子。

放眼整个大唐帝国，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我们似乎都很难找到哪一位诗人有过如此完美的人生结局，不独完美，而且完整：三十六岁中状元郎，顺利入仕，宦海畅游五十载，几乎没有呛过一口水，现如今又以高寿之龄全身而退，更不可思议的是，还乡不久他就寿终正寝了，而其传世之作也相当于自己的人生绝笔：《回乡偶书》。这样完整的生命与文学年谱，我们确实很难在文学史上尤其是诗歌史上找到先例。

严格说来，作为诗人的贺知章在群星荟萃的开元年间，并没有特别醒目耀眼的文学才华和成就，除了一些应制、抒怀的作品外，他流传后世的诗篇也屈指可数，但是，就像诗人在《咏柳》里所描写的那样：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造物主自有其神奇的造化之蛮力，剪出了万千细叶的那把剪刀，也在暗自梳理着我们的枝桠，推动着人世间万象的更迭与循环。贺知章顺应了那个绝无仅有的时代的社会风尚，上承初唐之雄健，下启盛唐之越逸，以个人之境遇，引导出了“一花引来万花开”的盛大诗歌气象，随后，才有了李白、王维、孟浩然、杜甫、王昌龄、王之涣、高适、岑参，等等，一大波强力诗人的粉墨登场。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相信命运的力量，当他在场，这力量也许一时半会感受不到，但当他离开，这力量就会清晰地显现出来。而贺知章或许就是那位被命运之神格外垂青和眷顾的诗人。

在贺知章身上，我们几乎看不出诗歌对诗人命运常有的那种反噬力，那种因其才华而妒其生命、因其性情而磨其心志的力量，所有的一切都似乎是在为了成就一个人非凡的命运，没有优劣，没有高下，只有圆满。如此另类的人生结局，让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好坏来评判他的诗与人，只能用这种罕见的生命结局来评判贺知章作为诗人的一生。

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
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这是李白在送别贺知章时，感念前辈的知遇之恩，写下的一首《送贺宾客归越》。诗中借用了王羲之“黄庭换鹅”的轶事，以表达他对这位年迈诗人美满一生的钦羡。遥想当年，这位将“谪仙人”的美誉送给自己的前辈诗人，从前的种种提携和揄扬，李白此时心中的况味自然十分复杂。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谪仙人”对“四明狂客”由衷的仰慕之情。从“宾客”到“道士”，贺知章身份的转化带给我们诸多的人生感慨。在李白的想象中，镜湖如镜，仙气袅绕，滟滟水波，狂客泛舟，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事实上，在那场由皇太子亲自主持的欢送筵宴上，李白还写过一首《送贺监归四明应制》的命题诗，因为唐明皇已经率先写了一首《送贺知章归四明》，席间百官莫敢不从，连权臣李林甫也奉诏题了诗：

挂冠知止足，岂独汉疏贤。
入道求真侣，辞恩访列仙。
睿文含日月，宸翰动云烟。
鹤驾吴乡远，遥遥南斗边。
（《送贺监归四明应制》）

作为响遏行云的天才浪子，李白身处其间，看着被众人簇拥着的老迈又满足的贺知章，心中除了钦羡，更有不舍，甚或不甘。所以，他在那首应景诗里写道：“借问欲栖珠树鹤，何年却向帝城飞。”这只饱吸帝都精气的仙鹤，还会有飞还之期吗？诗人感到，随着贺知章的离去，他在偌大的朝堂上又少了一位心灵相通的至交，以后他将更加孤掌难鸣了。与此同时，李白也在贺知章身上，隐约看见了自己素来匮乏的那种性情，那种进退自如的雍容气度，和不计得失的寡淡之心，这些都是他所不具备的，但更有可能，也是他不屑为之的。

对于李白来讲，出川即意味着大鹏展翅，或鱼跃龙门，是他自我精神放逐的开始，犹如浩荡江水终于破出了夔门：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渡荆门送别》）

李白的一生中似乎从未有过中国古代文人普遍都有的那种叶落归根的想法，因为他深信，所有的水都是来自天上之水，而自己的生命运行轨迹亦来自于天启而非人间：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李白：《日出入行》）

李白生命运行的轨迹也如他诗中所书，与日月同行，遨游四海，似乎从来不曾有过回乡的念头，哪怕偶尔也会生发出“低头思故乡”的感慨，但只要一抬眼看见异乡头顶的明月，看见在月光下波动的酒樽，就瞬间释怀了。

李白当然可以这样，但在更多的诗人眼中，贺知章似的生命归宿，仍然不失为一种功德圆满的人生结局。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回乡偶书》之一）

如此平淡无奇、童趣稚拙的诗句，只能出自于这位见惯了风云的老者之手，在扮演过“诗狂”“书狂”“酒狂”等诸多角色，卸下了各种精神面具和伪装之后，诗人也卸下了繁复冗赘的语言技艺，回到了真实无碍的拙朴状态里。这样的状态其实与写《静夜思》时的李白何其相似，只不过，《静夜思》是李白人生过场中的一闪念，而《回乡偶书》则是贺知章的生命执念，是他深思熟虑的人生总结。

如前文所述，贺知章尽管并无特别突出的文学成就，但他开创了一种达观、平易、极具亲和力的文学范式，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和真挚乐观的人生态度，这些都是那个高蹈绮丽的时代里极为少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贺知章的存在，对于当时盛行的愤世嫉俗的文风，以及过于空洞繁缀的文学假声，起到了某种纠正作用。

相比之下，与贺知章同年出生，却早他十一年为进士的陈子昂，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陈子昂素来以直言敢谏著称，在武则天时代曾官至右拾遗，后因反对武后而下狱，再后来，在回老家射洪居丧期间，居然被地方县令罗织罪名，冤死于大狱，年仅四十二岁。命运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的不可复制性，一人一命或一命一人，即便有部分偶然重叠，但最终也有分岔，一人一坟，即便同穴，也不同体。只是，我们在贺知章身上看见了中国古代文人命运的极端性一面，或者说，贺知章的命运暗合了所有诗人（甚至是所有人）对自我命运的先期预设，而真正达成这一正果的人少之又少。

读书，入仕，立德，立言，立身，济世报国，或扬名立万，或遗臭千载，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道路一直都是线性的，可供他们选择、施展抱负的进阶途径并不多，而要实现这样的抱负，第一步必须是走出书斋，远离家乡，到帝国的中心去，赢取和认领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这样笔直的人生路径，决定了所有的诗人都不得不挤行在同样的道路上，你推我攘，头破血流，其情状用尘垢飞扬或波谲云诡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另辟蹊径者也有，但屈指可数。而一旦成功入仕，其个人命运就被迫与时代、与王朝的命运永远捆绑在了一起。

南朝庾信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没有科举制的时代，庾信幸好出生在士族望门，他的伯父庾黔娄、庾於陵和父亲庾肩吾，都与萧梁皇族过从甚密，并身居要职，因此他不用担心前程生计，年纪轻轻就成了东宫学士。但不幸的是，庾信生活在一个危如累卵的乱世，梁元帝让他出使西魏，以缓解来自北方民族的压力，从此，他便过上了与“质子”无异的背井离乡的生活，再也没有任何机会回到家乡江陵。在北朝的半生岁月里，庾信辗转于西魏和北周，受尽了轻慢和折辱，

秦关望楚路，灞岸想江潭。
几人应落泪，看君马向南。
（《和侃法师》）

浓烈的思乡之情，无数次涌现在庾信的笔下，让他写出了中国古代词赋史上的恢弘巨制《哀江南赋》，字里行间满是悲苦和悔愧之情。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这是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里发出的感喟，但这里的“归去来”，已经不再是地理意义的指称，它直接指向了我们精神深处的魂魄所系之处。此时的陶渊明已经辞去了人生中最后的一个官职——彭泽令，锁定了他晚年立命安身的园田居。但对于陶渊明来讲，“还乡”并非是简单地回到“园田居”这里，而是回到自己的本真之心，回到那种形、影、神相互召唤的无碍状态中，即，纵浪大化，不喜不惧，应尽须尽，无复多虑。惟有在这样的状态里，人才能由社会人转化为自然人。

庾信生活在陶渊明身后百年左右，我不知道他是否读到过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也不清楚他读到后作何观感，是心猿意马还是念兹在兹，但更晚者李白肯定是读过了的，并心领神会，否则，他不会一直遨游在天际，放弃肉身的安顿，而一味地寻找灵魂的庇护所了。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虽说李白对陶渊明的生存方式存疑，甚至嘲讽他

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
（《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

但至少通过他们共同的爱好——饮酒，李白找到并进入了陶渊明的桃源圣境，并陶醉其中。

在中国文学史上，还乡是一个常见的文学主题，却从来就不是一个轻松的主题，即便洒脱如李白者，只要每每忆念故土，就会凝眉惆怅：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渡荆门送别》）

杜甫更是：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月夜忆舍弟》）

无数代诗人用无数的诗篇书写描绘自己的家乡，仿佛人世间只有故乡的山山水水才是最为美好的。这其中有多少个人美化的成分，没有人去仔细深究过，也不值得深察，因为，美总是以千奇百怪的形态存在着，而书写者的主观性决定了美的差异性和趣味性，哪怕是缺憾之美，也将以另外一种情感弥补的方式，出现在诗人的笔下，出现在世人的视野里。在李贺的心目中，他的家乡昌谷状若母亲的怀抱，无论是形状还是气息，都是如此。每当他在外面感觉不适时，诗人就会返回故里，一头扎了进去，感受早年被母亲哺乳过的气息：

秋野明， 秋风白，塘水漻漻虫啧啧。
云根苔藓山上石，冷红泣露娇啼色。
荒畦九月稻叉牙，蛰萤低飞陇径斜。
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
（李贺：《南山田中行》）

这种生机盎然的乡野景象，以色彩斑斓的块状结构，出现在诗人的笔下。这是一个自幼就孱弱多病“咽咽学楚吟”的少年，永不释怀的情感体验，即使是到了鬼火摇曳的生命尽头，他依然对生育自己的故土饱含不舍之情：

月午树无影，一山惟白晓。
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
（《感讽·其三》）

李贺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最终还是得偿所愿，死在了母亲的怀抱里，而更多的诗人当如晚明徐渭所言：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晩风。

回不去与归不得，总是命运的常态，一旦行于路上，便走上了命运的单行道。

在汉语世界里，“乡”字除了与亲情紧密相联，通常还与“愁”字勾连在一起。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这首题为《度桑干》的诗，讲述的是诗人在异乡与他乡之间辗转的过程中，最终丧失了“故乡”概念的事。很多诗集里都将这首诗算在了贾岛名下，但有人考证说，它其实应为客居并州十年之久的刘皂所作。无论《度桑乾》的真正作者是谁，都不妨碍我们对“故乡”这一概念的理解，而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同为“异乡客”的情感体验，反倒冲淡了我们对作者究竟是谁的在意，咸阳也罢，并州也好，总之，这种情感上的位移，即便是放在现今，也普遍存在着。

“错把他乡当故乡”从来就不是一场真正的错误或误会，而是人生的正解。如同归不得，或回不去，总是人生的常态一样。正因为如此，关于“乡愁”的书写，才会成为中国文学史中一直经久不衰、绵延至今的重要主题。当苏东坡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时，实际上，他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你必得投入万分的情谊于眼前的生活中，与你的安身立命之所保持住相互搀扶、相互融通的关系，摆脱寄居蟹的身份，惟有如此，才能避免身心的不停撕扯和互损。这样的现实看似残酷无比，却是我们获救的惟一通道，因为，所有的身心分离之苦，都缘于我们不愿去面对回不去、归不得的现实，而这样的现实是每一个人都无法改变的，就像肚脐永远在那里，而脐带早已被剪断。苏东坡临死前找维琳和尚索笔写道：“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意思是，对于生命来说，每个人都要有正确的认知，该行当止，都有命理，都是渊薮，所谓“著力即差”，凡事都得顺运而行，乘任运化，不可强求。生命都是如此，更遑论对还乡的执念呢？

唐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在经历了无数次外放之后，杜牧终于回到了心心念念的长安，迁任中书舍人。一回到京都，他就立即着手修葺祖父杜佑留下来的樊川别墅，这项工程几乎耗尽了他在湖州任上的丰厚俸禄。

杜牧出生在樊川一座名为“朱坡”的园子里。这一带的美景曾经滋养过前辈诗人杜甫，那也是杜甫最为穷困潦倒的十年：

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浐源。
他时一笑后，今日几人存？
（《九日五首·其四》）

那里的菊花曾慰藉过诗人的心怀；而后，诗人崔护也曾在此留下过“人面桃花”的意象。成年之后的杜牧，时常会回想起童年生活的场景，那里的一草一木，无不令他魂牵梦绕，樊川的美景曾多次出现在他的笔端：

下杜乡园古，泉声绕舍啼

藤岸竹洲相掩映，满池春雨鸊鹈飞

……

在沉浮宦海的那些年里，朱坡带给杜牧的心灵慰藉，丝毫不亚于昌谷带给李贺的，而两人的性情和人生经历完全不具有可比性。

在我们的心目中，杜牧应该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甚至是一位才高八斗的浪子，扬州成全过他的诗名，他也用锦绣诗句成全了扬州这个地方，按理，那里才应该是他的精神家园或寄心之所。但事实上，杜牧对樊川的深沉情感，远远超过了他笔下的扬州、黄州、池州和睦州，尽管诗人曾用欣赏的眼光、赞美的口吻，无数次书写过那些地方的湖光山色，然而，真正能够让他肉身得以安顿下来的，仍然是故园樊川，尽管现在的朱坡已经荒芜破败，但起点即为终点，这才是诗人挥之不去的内心律令，一再催逼着他浪子回头。杜牧在完成了对朱坡的修缮与改造后，干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件大事：闭门烧诗。他把一生所写下的诗篇重新整理了一遍，将其中的三分之二扔进了熊熊燃烧的火炉。望着满屋子飘飞的灰烬，精疲力竭的诗人做了一个荒唐大梦，梦中人凑在耳边对他说：“尔应名毕。”听闻此言，杜牧从梦里取出一管并不存在的笔，在并不存在的纸上写道：

皎皎白驹，过隙也。

人生在世，确乎如白驹过隙，而所谓的“隙”，不过是故乡与他乡之间的距离，更是此故乡与彼故乡之间的距离，你以为你回来了，其实回来的也只不过是被时光磨损殆尽的一介肉身。

公元705年，曾与贺知章、陈子昂、杜审言同朝为官的宋之问，因与武后及扈从过从甚密，在武周垮台后，获罪被贬。复位后的唐中宗一怒之下，决定将这位贰臣发配至岭南。这已经不是宋之问第一次被发配了，这位曾经写过“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渡汉江》）的初唐诗人，也曾无数次体味过家乡对内心的情感挤压，他心下明白，这一次，自己或许将离故乡汾阳越来越远了。宋之问在凄惶之中一路南行，行至大庾岭，望着苍茫崇山、万壑峻岭，不禁感慨万千。他行走在险峻的山崖间，驻足写下了一首题为《度大庾岭》的诗：

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
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
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
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

虽然他在诗中仍然频频回望故园，但他心里何尝不清楚，这条让他魂飞魄散的不归路，或许才是他必须去面对的现实。

岭南韶关是诗人张九龄的老家，在宋之问趔趄着翻过大庾岭后的第十个年头，张九龄因与宰相姚崇不合，愤而辞去了左拾遗之职，去官回乡归养。闲居在家的日子里，张九龄回想起自己每次返乡时，途中所遇的崎岖和凄苦，“人苦峻极，行苦寅缘”，真是苦不堪言，他突发奇想，上书朝廷，请为岭南民众开掘大庾岭。

张九龄的这个请求，很快得到了朝廷的准奏，朝廷责成他主持开凿这条天堑。经过几个月的修建，这项原本以为费时耗力的工程，居然很快很顺利地完工了。于是，中国历史上就多出了这样一条举世闻名的梅岭古道。张九龄在《开凿大庾岭路序》中这样描述大庾岭路凿通后的情形：

于是乎鐻耳贯胸之类，殊琛绝赆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宁与夫越裳白雉之时，尉佗翠鸟之献，语重九译，数上千双，若斯而已哉。

大庾岭路商贸活动，很快出现了“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的盛景。然而，张九龄从来不曾想过，这条连通南北的重要孔道，这条原本用于还利于民的经济命脉，日后竟然会成为一代一代文人骚客流徙放逐的必经之途。

“自古文人伤心岭”，说的就是大庾岭。前有宋之问的诗为证：

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
（《 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 》）

后有柳宗元的诗相佐：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别舍弟宗一》）

张均甚至用“人境之外”来形容大庾岭的蛮荒：

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
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
（《流合浦岭外作》）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唐代，就有沈佺期、宋之问、张说、高适、刘长卿、元稹、白居易、张均、李德裕、柳宗元、李商隐、许浑、胡曾、孟贯、李涉、李明远、杨衡等人，写到过岭南。在他们笔下，大庾岭以南便是华夏的万里之遥，是天涯，是绝境，是魑魅、蟒气、瘴气、毒龙、野象、毒雾、鬼疟、炎徼、炎海、火云、瘴疠、蛮溪、瘴江、百蛮的乐园，总之，是蛮荒的代名词，当然也是真正的人间畏途。

而到了宋代，大庾岭更是无数文人骚客的心碎之地，连生性一向乐观豁达的苏东坡路过此地时，也不免心惊肉跳：

今日岭上行，艰险未敢忘。
（《过大庾岭》）

而后又作《余昔过岭而南，题诗龙泉钟上，今复过而北，次前韵》，仍然对越岭之事耿耿于怀，感叹不已：

下岭独徐行，艰险未能忘。

还乡的愿望，对于每一位贬谪者来讲，在大庾岭这里都变成了一种有去无回的奢望，苏东坡也不例外。每当故乡越来越遥不可及的时候，过往的时光就会历历在目，清楚而真切地闪现在诗人的脑海中。

在世人的心目中，大庾岭渐渐变成了某种象征，它既是物候的分界，也是文化的隔屏，是华夏帝州与蛮夷荒野的天壤之别。大庾岭在无数诗人的笔下成了一种惊悚的象征，只有当那些去过大庾岭，或感受过岭外岭内差异的诗人，站在陡峭的岭岩上回望过去时，才能体会到“故乡”这个词的真正内涵：故乡的存在，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终有一日明了，生活原本就是一场漫长无期的流放过程，由此及彼并非难事，但若是想原路返回，则几无可能。

从这种意义来看，人人心中都有这样一道“伤心岭”，而看似人生圆满的贺知章也有，因为他回去的地方，已经算不得是自己真正的故乡了，只能称之为诗人肉身的终老之所，一切都变了：

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回乡偶书》之二）